麦克卢汉把媒介理解为“人的延伸”,尼克?史蒂文森则认为“媒介在伸展社区界限的同时,使我们接触到了与我们素昧平生的人们的生活”。身处于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中,人们生活的真实世界被虚拟化、符号化、奇观化。因此,本文以央视一套节目《舞出我人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媒体奇观理论对节目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以体现当下电视娱乐类真人秀节目的媒体奇观现象。

  当代社会是一个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传播媒介高度饱和的全球化了的所谓“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新的符号世界”。电视娱乐类真人秀节目制造的“媒介奇观”变得更华丽、精致,也更为主动和强势。它以一种势在必得的姿态意欲取得更广泛、更深入、更惊人、更超乎想象的社会震荡效应,它构成了人们无以遁逃的“现实域”与“乌托邦”。

  《舞出我人生》是由中央电视台与灿星制作共同打造的一档大型公益明星舞蹈真人秀节目。该节目由李咏、王冠及周立波三位共同主持,其中周立波作为梦想观察员与参赛选手互动成为本节目的精彩看点之一。评委阵容则由“舞林总教头”方俊和“灵魂舞者”杨丽萍搭档青年舞蹈家黄豆豆担任,既保证了节目质量又具有极强说服力。《舞出我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舞林争霸+中国好声音+中国梦想秀”的精华升级版,既有“舞林争霸”中的明星参与,又有中国好声音学员的现场助唱,同时还有草根选手对梦想的追求。该节目融合了当下真人秀节目的所有制作形态。为此,本文从媒体奇观视角出发,从人物奇观、视听奇观、场景奇观及叙事奇观等四方面对《舞出我人生》进行节目解读。

  对于一档真人秀节目而言,“人”是其节目的核心要素。在这里,参演嘉宾通过节目向观众展现着自己不同于影视作品的另一面,这种状态也更加接近于其生活中的真实表现。节目通过设定相应的情节、场景、规则等要素,使得最后呈现出一幅故事化、戏剧性的画面,从而制造人物奇观。

  1.助梦人之明星奇观。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言行举止所产生的辐射力不可小觑,在某种程度上更体现出一种文化内涵。在《舞出我人生》节目中明星担任助梦人角色。无论明星是否会跳舞,都要以舞蹈的形式与追梦人组队助其实现梦想。那么,明星在跳舞过程中表现如何?与追梦人之间会发生哪些事情?都成为一个个噱头吸引受众。此外,节目融合了主持界如撒贝宁、李彬、孙小梅;相声界如杨奕;演艺界如陈冲、王姬、王琳、张子健、容祖儿及体育界刘璇等明星加盟,明星阵容强大、包罗各个领域的明星,从而满足各个年龄层次受众的需求。此外,《舞出我人生》节目呈现出的明星奇观现象还体现在明星个性化演绎上。比如周立波、李咏、撒贝宁、李彬、戴军等几大名嘴相聚一堂,个个都能说会道、现场“火药味”十足。周立波作为梦想观察员,在现场更是耍宝不断,不仅大秀舞姿,还频频亮嗓,甚至邀请评委杨丽萍和方俊为其伴舞。在与选手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往往妙语连珠,成为节目的点睛之笔。“元芳”张子健变身007,舞步专业与否还是其次,最大的亮点是“元芳”丰富的脸部表情,被观众戏称为“表情帝”,“戏说乾隆”皇帝郑少秋,“坏人专业户”杨志刚……这些明星纷纷走下“神坛”,在帮助追梦者圆梦的同时也间接为自己圆梦。

  2.追梦人之草根奇观。随着传播技术的高速发达,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其凭借互动性和广泛的大众参与性,模糊了传统媒介传播者、接受者以及把关人的概念,受众也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甚至是内容制造者,新媒体背景下的平民主义文化范式日益强大。在此背景下,平民文化所产生的“平民性”受到电视媒体的青睐,电视媒体抓住草根阶层,为受众呈现一场“草根奇观”。《舞出我人生》为参赛选手提供一个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舞台,参赛选手被称为“追梦人”。一方面,从追梦人的社会角色构成角度,有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一岁女儿并丧失双腿的坚强舞者廖智,有坚持舞蹈梦想的“富二代”舞者沈昕睿、有聋哑弃儿、反串舞者、厨师、280斤的肥胖者、13岁的小朋友、司机、农民工……《舞出我人生》将当下草根的各个阶层人员聚合在一起,从社会角色构成上便呈现出“草根奇观”现象。另一方面,从真人秀节目纪实性手法角度,《舞出我人生》展现拍摄过程中的细节、事件的进展过程,呈现人物的情感、性格,直观形象地展示出一种“真实感”,《舞出我人生》将这些真人秀故事穿插在节目中,也间接体现“草根奇观”。

  电视是一种将视觉和听觉融合起来的视听媒介。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与前面时代相区别的世界图像时代。[1]”处于当下激烈竞争的媒介环境之下,电视媒介更应该发挥其主体优势,将视觉化叙事类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因此,为打造一场视觉盛宴,《舞出我人生》节目对于舞台空间的调配、现场灯光道具的借用、真人秀人物的行为神态、节目后期剪辑合成等各个环节都追求完美的现场效果。比如在梦想观察员周立波的舞台设计上,便用一个个象征希望与梦想的树状灯光组成,在6月2日征战全国十强席位的节目现场,追梦人廖智坐在轮椅上与助梦人杨志刚完成了舞蹈“怒放的生命”,配合好声音学员黄勇的演唱,进而营造听觉奇观,以及轮椅产生的视觉奇观,此外,《舞出我人生》的舞台还上演了一场求婚仪式,周立波担任证婚人,在大家努力撮合及见证下,促成了追梦人袁野父母婚姻的复合,更是视觉奇观的又一立证。

  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电视这一大众传媒担任了传播符号意义的重要载体。[2]”运用舞台现场摆放的道具、营造氛围的背景音效、变幻多样的舞美灯光、台下观众与台上演员的交流互动等多种多样的特殊符号语言,《舞出我人生》节目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场景奇观。

  从《舞出我人生》的舞台布置上,可以分为六个区域,分别为舞台音乐伴奏区、好声音学员演唱区、追梦人与助梦人舞蹈表演区,这三个区处于舞台之内,此外,还有评委区、梦想观察员互动区以及观众区,这三个区位于舞台之外,共同营造出异常强大的气场。此外,从选手舞蹈展示上,选手会借助一些道具,如旅行箱、自行车、时钟、鲜花等提高舞蹈的表现力,使观众一方面感受参演选手们的真挚表演,另一方面透过表演更加了解他们的性格、情感、境遇等,在这些道具的陪衬下,整个现场氛围热烈。

  对于一档电视真人秀节目,运用什么样的叙事语言和叙事内容关乎节目的成败。往往具有戏剧冲突性、悬念性的故事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起到良好的叙事效果。

  《舞出我人生》比赛规则为舞者获得两位或两位以上评委的Yes即能得到专业票,舞者获得99位大众评审半数以上的投票即能获得观众票。两票皆得的组合顺利晋级,获得1票的组合暂时待定,获得0票的组合将被直接淘汰。整个过程历经4个环节,专业评委及大众评审的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比赛结果,比赛过程跌宕起伏。

  具体展开,从叙事内容角度,由人物、行动和事件构成,将《舞出我人生》作为叙事文本来研究,人物包括六种类型:追梦人,助梦人,演唱嘉宾,点评嘉宾、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虽然其背后所代表的具体角色各异,但是对于《舞出我人生》节目而言都是叙事主体。此外,追梦人、助梦人及梦想观察员周立波是《舞出我人生》的主要叙事元素,他们的行动及所呈现的事件构成了整体叙事奇观。波兹曼认为,“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它“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娱乐化的运作,使得电视媒介能够有效的吸引受众注意力,提高收视率,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电视节目处在一种娱乐化、商业化的叙事语境当中,在这种语境之下呈现叙事奇观。

  “新技术将迫使电视、电信、电脑、电子消费品、出版和信息服务融合成一个单独的互动式信息工业。[3]”新技术还将不断推动着由信息、娱乐与消费构成的现代社会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迅速发展。媒体奇观正在成为人类新的表达方式和沟通场域,媒体与人都被更深入的镶入媒体奇观中去一一置身于无一种以遁逃的、奇观化的生存境遇之中。作为“媒体奇观”一语的提出者,凯尔纳指出他的这本专著不是对媒体文化奇观的全面批判,而是将他们作为时代的符号运用批判理论来解析政治和历史兴衰、揭示人类新的经历和变化以求更深入地理解当代政更全面的把握既存的社会现实和新的文化趋向。因此,对于媒介奇观视域下娱乐类真人秀节目的解读,我们也应该运用“诊断式批评的文化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全面客观地解读。

  [1]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 常燕霞.我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创新发展研究[D].山西大学,2013.

  [3] (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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